文人画

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
文人画(Literati painting)[1],也称“士大夫写意画”“士夫画”,古代艺术教育内容,文人墨客兴趣所致,而随心营造的意境作品,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有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始于唐代王维,在唐、宋、元尤为兴盛。[2][3]
人文画取材于山水、花木,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并重视书法、文学等修养及画中意境之表达,对传统美育思想及水墨、写意等技法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代表人物有王维苏轼赵孟頫沈周唐寅董其昌张宏仇英徐渭等人。其中,楷书四大家之赵孟頫,是元代文人画领袖人物。近代陈衡恪认为“文人画有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这四要素,且人文画具有这四种要素,才是完善的。[3][4]

释义

中国文人画,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元。在宋元四百多年里,由于文人思想的蓬勃,突破汉唐烦琐训[],呈现著游心物外,不拘格律的新思潮,这种思潮表现得最显著且辉煌的,莫过于绘画。因之,史称宋元为文人画的黄金时代。但,什么是文人画?文人画与其他画有什么差异呢?根据君友会王爱君美术文献《中国文人画》记载:文人画与一般的画家画、院体画、禅画,甚或政教宣传画都不相同。她是文人雅士们的心灵事业,藉绘画以抒洩文人们胸中之逸气,并不求工整与形似,也不讲目的与价值;只是随兴所至,表之笔情墨趣,写写文人墨客心府灵境。也就因为具有文心、诗情、画意,才得命名为文人画。诚如吴镇所云:“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馀,适一时之兴趣。”文人画与作家画不同,清盛大士谿山卧游录中云:“画有士人之画,有作家之画。士人之画妙而不必求工;作家之画,工而不必画妙,故与其工而不妙,不若妙而不工。”士大夫画与士人画,都是文人画之别称。由此可知,文人画,不在于工整细致,不在于形似甜美,而在于画里画外的那股妙趣,达到所谓“妙不可言”之境地。至于作家画,为了使观赏者对客体的认辨,因之只求绘至物象之逼真与功利效果,结果则无法将自已坎入画境之中,更无法使自己的心灵生活在其间了。由于无心灵的自由,便无心灵的创作,因而画家的作品当然呈现著一股呆板、匠气与冷漠了。至于什么是文人画?陈师曾在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中说得甚是中肯,曰:“画中带有文学性质,含有文人趣味,不在画中考研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乃所谓文人画”文人画最显著的,是因文人适一时之兴。伸纸戏墨。在画中书卷气,在画外也有文人那股耐人寻味的气息。
文人画与院体画也不同,历代院画体制最盛,莫过于宋,就以宋院画之情况与文人画作一区分。以画家而论,其性情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是无拘无束的,画法不[yòu]于法度的。他们是文人、画家、诗仙、词圣,但决不能当他为挣钱糊口的职业画匠,也不能当作为名争利的政治工具。尤其是文人画家,他们具有超越的智慧,独特的创作力,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谐平衡的心灵,以及精神自由的创作环境。在画史上,不受拘束的自由画人之多不胜枚举,如宋李成为例,据刘道醇记云:开宝中,孙四皓者,延四方之士,知成妙手,不可[]得,以书招之。成日,志业儒者粗识去就,性爱山水,弄笔自适耳,岂能奔走豪士之门,与工技同处哉!由此可证文人画家的生活与性情,就是倾向于如此的无拘无束优游自适,也唯有这样性格与自由生活中的画家,方能写出通天机,富神韵之逸品。再例如李日华记黄公望云﹕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林深[xiǎo]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又每往[mǎo]中通海处,看急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诧而不顾。噫!此大痴之笔,所以沉郁变化,几与造化争奇哉!又孙承泽倪云林道:元末倪云林、顾阿瑛,皆以风流文藻相尚;二人资雄江南,亭馆声妓,妙绝一时。兵起皆毁家自全…倪有云林堂清[]阁。名闻四夷。至乱,斥卖田宅,得钱数百纸,会稽张伯雨至,倪念其贫且老,悉推与之,不留一纸,扁舟遨游,终于故人之家。由上得知,文人画家潇洒、豪放、自由的性格多同出一辙。然画院中的画家之生活环境,却恰恰相反,如宋代院中画士,每当作画都得呈稿赐淮,假若不称主上旨意的,便被涂去或别令命思,像这样被动而不得自由自在的作画环境,怎能有灵性活现的作品呢?其实情如邓椿云:(徽宗)始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数百人,咸使图之,多不称旨。…尝谓臣言﹕某在院时,每旬日蒙恩出御府图轴二匣,命中贵押送院,以示学人。…上时时临幸,少不如意,即加漫,别令命思。虽训督如此,而众吏以人品之限,所作多泥绳绘,未脱卑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