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
image
桐城派，别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1]是中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4]一般以康熙年间的方苞为初祖，1930年，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去世，代表桐城派结束。[5]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nài]，姚莹等，其中方苞、刘大櫆[kuí]、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1]
清王朝建立后80年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思想界、文化界反抗斗争较激烈的时代。清初的散文作家大抵都沿着明代唐宋派的道路发展。[6]清代科举制度对桐城派古文的兴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与《四书文选》，更是将古文与时文紧密联系起来，推动了古文“义法”的广为传播。[7]桐城派的思想谱系，多元多样，复杂丰富。其中，有三条思想脉络尤为重要。一是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思想，从“桐城派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到桐城派殿军“二姚一马”(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皆奉程朱为圭臬[niè]，建构起桐城派思想体系的底色和主色；二是老庄思想；三是佛禅思想。这三类思想相互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影响。[8]
桐城文派初创时期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方苞授徒数十年，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2]桐城文派兴盛时期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揭示桐城古文形成。至此形成所谓“家家桐城”，影响日益扩大，许多治古文者往往借同乡、师生、亲属等关系来证明、强化自己与桐城派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2]桐城文派末流时期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在一片声讨“桐城谬利种”的呼声中,这一流派终于随着古文写作的衰殆[dài]而渐趋消亡。[2][9]桐城派的崛起与扩展，恰好与当时的政治、学术、文学发展流变相吻合，故一发不可收拾，逐渐发展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桐城作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与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文化底蕴也为桐城派的崛起提供了支撑，为古文一派的成“派”提供了地域关系的纽带与必要的条件。[7]
桐城派文人把他们所写的散文称为“古文”，他们继承了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创作，并在理论上深入发展，在散文创作上提出更多具体的文体标准。[10]桐城派古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内容上以宣扬程朱义理、封建伦理道德为主；形式上结构谨严，剪裁精当，文辞雅洁，平易畅达，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5]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核心是“义法”，这也是桐城派古文艺术论的起点和基石。桐城派的另一大特征是在古文形式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标准。[10]
桐城派自其形成之日起，即为世所诟病。晚清时期的学者，出于“改良群治”的需要，对桐城古文墨守程朱、面于义法的文风更是深为不满。如“夙不喜桐城派古文”的梁启超，不仅创立“新文体”以与桐城古文相抗衡，且于理论上对桐城古文做了极为尖锐和严厉的批评。50年代后，学界对桐城派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及地位，大多予以或多或少的肯定。从徽观上来看，无论在古文理论和古文艺术实践上都有其杰出的贡献。对桐城派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作用，学界则大多持否定态度，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把这个文派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不宜在政治上特称其为“反动派别”。[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