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

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义疏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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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正义》，又名《五经义疏》《五经义赞》等，是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义疏合集，具有官方性质。五经专指《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五部儒家经书；“正义”又称疏，系在正经注的基础上，融合众多经学家见解，对原有经注进行疏证，并对注文加以疏通解释。[5][6]
由于南北朝政治上的分裂，造成了儒家经学南北之分，唐太宗感于“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对科举取士有诸多不便，于是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正义》，对五经的文字内容和思想观点做出了统一的标准解释。《五经正义》的编撰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贞观十二年至贞观十四年（公元638年-公元640年）孔颖达与贾公彦、马嘉运、王德韶等人共同修疏，撰写《五经正义》初稿；《五经正义》初稿完成后，外间批评不少，于是在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由孔颖达主持对初稿进行复审，赵弘智作最后的总审；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诏令长孙无忌主持复审，由中书、门下、国子三馆博士及弘文馆学士共同考订，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天下。[7][8]
《五经正义》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一，重新统一了儒家经义，使之再度成为官方正统的指导思想，并且将之作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对唐宋士人影响深远；其二，对汉代以来经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攘斥异说，重新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为唐代儒学的重振以及后世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三，《五经正义》既重训诂，又不废义理，上承汉学，下启宋学；其四，书中提出的一些命题，成为了宋代理学的核心内容。[8][9]此外《五经正义》中提出的诗学思想，诸如“兴象”“情志一也”的诗本论等对中国诗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10]对于《五经正义》的评价，有褒有贬，其褒者或推其为治经之始，或以其为六朝经说之总汇，或谓其于释氏之说有廓清之功；其贬者，或批其专注一家，或评其强解之病。此外，也有以《五经正义》得失并论者，如清代经学家皮锡瑞认为《五经正义》功过互见，未可一概而论也；清末民初经学家马宗霍则认为《五经正义》瑕不掩瑜。[11]

书名释义

“五经”指的是五部儒家著作，包括《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1]“正义”就是“正前人之义疏”，依据传注而加以疏通解释，对自南北朝以来前人关于儒经的种种繁杂的注疏进行整理，并对经书之注加以“法定”的疏解，对“五经”的文字内容及其思想观点作出统一的标准解释，使之成为经书注解的范本，以供读经之用，起到止息纷争，明达人伦的目的。[12][7][13]《五经正义》汇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经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是士子学习儒家文化和参加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