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

两汉间研究儒家经书形成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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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是一门于汉代成型的儒学流派，与古文经学相对，在汉代被列为官学。因为该流派所依据、研习的经典文本是经汉代官方隶定的版本，文本文字为当时通用的隶书，与古文学派所依据的出于孔壁、民间，未经隶定的文本相对，故而称为今文经学。[3][8][9]其主要特征是将孔子视为一名改革周制的政治思想家（极端者则将孔子视为替天立法的圣人），认为五经为孔子的致治之术，重点在于探明孔子的微言大义。此外，其加入大量的占卜、阴阳学说，提倡天人感应，服务于社会政治，具有政治哲学的特征。其实际开创者为西汉董仲舒，集大成者是东汉何休，主要思想包括素王改制、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等。[5][6][7]
今文经学的前身为战国时代的齐、鲁儒学。[10]及至汉武帝用公孙弘议， 设五经博士，又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表彰今文经籍，今文经学遂大盛。西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逐渐兴起，并与今文经学竞争。今文经学因拘于师承家法，流于繁琐和诞妄，逐渐衰微。东汉初，光武帝改变王莽的政治措施，曾恢复设立今文十四博士，但不久即废去。东汉末年，混同今古文经学的郑学兴起，经学上的今文、古文之争趋于平和。[11][12]清代中后期，社会矛盾尖锐，民族矛盾突出，庄存与、刘逢禄等学者重新发现今文经学，开始以今文经学为中心构建其思想体系，形成“常州学派”，并用以对抗当时的乾嘉学风，同时对现实进行批判。清代末期，康有为等人利用今文经学的思想，为其维新变法提供支持，今文经学再次复兴。[13]
今文经学的代表著作包括《春秋繁露》《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论语说义》《今古学考》《孔子改制考》等。[4]在汉代，今文经学作为汉代的官方学说，对汉帝国的合法性，以及汉代的政治实践、司法实践造成了重大影响。[14]在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打破了乾嘉学派传统的学术格局，并且成为了一种批判现实社会政治弊端的重要精神资源，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并直接影响了维新变法等政治运动。[13]支持今文经学的学者认为，成型于西汉的今文经学尚且保留了战国学术的遗风，其思想更关注政治、义理，保留了孔子改制变法的微言大义，具备革命性、先进性。[15]而反对派则认为，今文经学的研究方法过于随意，歪曲了孔子思想本身的面貌，并且夹杂有诸多迷信的成分，是不可取的研究方法。[13]

定义

今文经学是一门于汉代成型的儒家流派，之所以名为“今文经学”，是因为该流派所依据、研习的经典文本是经汉代官方隶定的版本，文本文字为当时通用的隶书，与古文学派所依据的出于孔壁、民间，未经隶定的文本相对。今文经书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相关的思想通过学者口耳传授。古文经书则主要由西汉中叶以后在孔壁、民间重新发现的版本组成，这些经书往往以汉代以前的文字书写，故被称作“古文经”。今文经与古文经不仅书写的字体不同，字句、篇章、解释，以及对古代的制度、人物的评价也有出入。汉武帝以后，今文经学被汉代官方认可、立于学官，是汉代的官方儒学，因此学界也有将立于学官的学派划入今文学，未立学官的学派划入古文学的分法。[3][8]根据这一分类，则“今文经学”即意指在汉代被立于学官的《易》施氏（施雠）、孟氏（孟喜）、梁丘氏（梁丘贺）、京氏（京房）四家之学；《书》欧阳氏（欧阳生）、大夏侯氏（夏侯胜）、小夏侯氏（夏侯建）三家之学；《诗》齐、鲁、韩三家之学；《礼》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氏（庆普）三家之学；《春秋》严氏（严彭祖）、颜氏（颜安乐）二家之学（均属公羊学）。[16]除此之外，《春秋》谷梁学虽然未在东汉立于学官，但一般也被视作今文经学的一部分。[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