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社会经济凋敝，官员贪腐成风，经历过元末衰亡的朱元璋意识到，只有禁绝贪腐，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于是决定对贪污受贿、尸位素餐的官员予以重典。[3][2][4]同时，随着六部权力的日渐增大，朱元璋意图以行政手段对部权予以遏制，强化皇权。[2]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怀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lǐ yù]与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偕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共同舞弊，吞盗官粮，于是下旨调查。同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郭桓等人私吞两府赋税并私分浙西秋粮等罪行。[5][6]在拷讯之后，朱元璋发现此案牵涉四府、十二个布政使、六部等诸多官员，总计污税粮两千四百万[a]石。[5][2]朱元璋下令诛杀郭桓等人，又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全部处死，牵连获罪者多达数万人，各地地主一时群情激愤，朱元璋为平息民众舆论，以逼供信的罪名论处了右审刑吴庸。同年六月，朱元璋颁布了《六部赃罪诏》，条例郭桓等罪状；九月，朱元璋颁布《御制大诰[gào]》，详细罗列郭桓及其党羽的主要罪行，最终使这起案件暂告一段落。[2][6][7]。 郭桓一案追回的赃款补充了国库收入，打击了地主豪强，使国家的赋税体系趋于完善；[8]朱元璋因此案颁布的《御制大诰》昭示了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的决心，推动了明朝法律的建设与普及；[9][10]借助郭桓案，朱元璋整肃了官场士风，强化了专制皇权，也使官员结构得以重新调整。[2]但该案由于波及面广、数额巨大，也存在着扩大化的争议。[2][11]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白寿彝认为郭桓案目的是为了防止官员的贪污腐败，但其结果是直接打击了整个官僚队伍，造成了“仕不为君用”的政治局面。[12]明史专家南炳文、汤纲在《明史》中认为空印案与郭桓案是朱元障敛财的一种手段。[13] 事件背景
经济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