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锥（1872—1905），湖南邵阳人，少年时期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等在长沙发起南学会，樊锥在邵阳组织南学分会，自任会长，手订章程。并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发锢[gù]篇》等论文，主张变法图强，向西方国家学习，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亟力倡导资产阶级民权平等立宪之说，对阻挠新政新学的封建顽固派展开强烈抨击，遭到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围攻。同年6月3日邵阳士绅勾结地方官吏以“首创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的罪名，将樊锥驱逐出境。戊戌政变发生后，前往日本，入日 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0年归国，任广西法政学堂总监，旋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再次赴日本。1902年与陈天华、杨毓麟等人在日本创办《游学译编》。后回国在南京、桂林等地讲学，不久病逝。 人物履历
樊锥（1872—1905）湖南邵阳人，出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家贫。少好学，受知于学使张亨嘉，为县学诸生。不久，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时值变法维新运动兴起，因其涉猎诸子，旁证西学，于所作课艺中，倡言“揽子墨之流，证欧罗之续，总绝代之殊尤，辨章乎宏录”，为学政江标所称赏。光绪二十三年（1897）选拔贡。同年八月，长沙湖南时务学堂创立，他又上书湘抚陈宝箴，建议“开拓用才之术”，“不忤[wǔ]狂言，其通者取之，其不通者容之”，以“转移风化”。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南学会在长沙开讲，樊锥旋即在邵阳组织南学会分会，被举为分会会长。他手订邵阳南学会分会章程，主张对“一切拘迂狭隘之见，概宜屏除”，“力除一切浮华嚣张之习”，提倡民权平等之说。其旧时同学苏舆见之，乃撰《驳南学分会章程条议》，攻击他倡“平等邪说”，是“无尊卑亲疏”，呼吁南学分会对他予以“处治”。樊锥持之益坚，并表示“生死不能夺其志，贵贱不能换其帜”。同年二月十五日，《湘报》创刊，樊锥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后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发锢篇》、《劝湘工》等文，持论激烈，传诵一时。提倡资产阶级民权、平等和立宪之说，要求将“一切用人行政，付之国会议院”，“使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事”。他主张维新不能只靠少数人，要启迪民智，造就众多新人，说：“天下之理，天下公之，天下之事，天下公之”，“如欲存中国，则不可不和众，不可不多人”，否则“积习于下，而新者一二，不新者千百，阻之者又亿万”，如是变法维新即不能奏效。他还提出变法维新要彻底：“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quán]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以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呼吁“大兴艺学，众建学堂，宏创工厂，当购机器，广选西法，多聘西师”，以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并认为工是“劝商之本”，只要“工艺能盛”，自然“货可不洋”，可以抵拒“洋货”之倾销。又愤怒斥责“傲然自大，顽冥不灵”的“群寮[liáo]”、“群丑”和“深闭固拒”的封建顽固派，抨击其“碍事梗议”，“稍有新政新学，必万端阻挠，万端梗塞，使之已行者撤，将行者歇，未行者缺”。提出应该将此类“死人”“网罗净尽”，不能让其“控制生人”。 同时，樊锥与熊希龄、谭嗣同等发起组织湖南不缠足会，提倡妇女放足，革除千百年来妇女缠足旧风俗，以振兴国家，解放妇女。并担任董事。此议颇得社会支持，一时在《湘报》上题名加入不缠足会者即有数千人，不少州县都成立分会。 樊锥在湖南维新运动中言行激烈，遭到封建守旧分子忌恨。王先谦、叶德辉及其门弟子等勾结邵阳劣绅，攻击樊锥为“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的“乱民”，将其驱逐出境。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因匿处深山，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