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志

新唐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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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志》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

新唐书志

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càn]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以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zuǎn]上比《旧唐书》强。因为：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通常都以新书废旧书61传、增331传，但对其原始根据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文征明《重刻旧唐书序》言”，有引作“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马端临是引用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另有统计，也被认为“遗漏很多”。近年来，黄永年统计说，新书共增修了315传，包括“只有一两句话极简略”的记载，不包括“诸帝公主传所记二百一十二个公主”。事实上，那种“只有一两句话”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记载，作为“人名索引”开列得越细致越有利于读者，但这绝不能视为是人物小传或新增人物传，两者不应混同。其实，关于新书增废旧传的情况，《新唐书》的编修者是有他们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数字的。《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著录，吕夏卿撰《唐书直笔》4卷、<唐书新例须知>1卷，为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其中，《唐书新例须知》记有“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这就告诉人们，吕夏卿作为编修官，在当时有过统计。尽管在<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中未记录其“增减志、传及其总数”的具体数字，但这个统计数字无疑会存于书局，并为各编修官所熟记。据《玉海》卷四六《嘉佑新唐书》条引《国史志》云：纪十、志五十、列传百五十。凡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录一卷。（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所谓《国史志》，指北宋《国史》中的<艺文志>。北宋《国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修成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其中，仁、英<两朝国史>120卷，纪5卷、志45卷、列传70卷，宋敏求作为史馆修撰参预其编修。因此，<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嘉佑新唐书>，必然要依据当年书局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宋敏求又是当年《新唐书》的六编修官之一。《郡斋读书志》据此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据此记录了“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为《文献通考》、文征明等转相引录。笔者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上面所引《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证明“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确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权威性的统计。今后，再引用这个数字时，不要误以为是书局“局外”人的说法，并请分清其增、废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