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廉
唐朝初期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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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版本
其父姚察，在陈时任吏部尚书，著陈梁二史，未成。他自幼习史，后曾任隋朝代王杨侑侍读。唐李渊称帝后，为李世民秦王府文学馆学士。自玄武门之变，进任太子洗马。贞观初年，又任著作郎，为唐初“十八学士”之一。官至散骑常侍，受命与魏征同修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年），成《梁书》（50卷）、《陈书》（30卷），为二十四史之一。又著有《文思博要》，已失传。
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1][2][3]
家学深厚
姚思廉祖父姚僧垣“少好文史”，还“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曾多次治愈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疑难病症，得到赏赐颇多。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至于边地和外域都前来求医。僧垣“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姚察、姚最兄弟就是靠这种较充裕的收入，游历求学，购聚图书，见闻日益广博。姚察十三岁时就显露出才华，“于宣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姚察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保持终生，即使在当了陈朝吏部尚书以后，仍大力寻求天下图书，遇到没见过的书即马上抄录下来。他聚书多达万余卷，并都阅读过，为梁、陈、隋之际公认的著名学者。隋平陈以后，隋文帝杨坚也以能得到姚察而高兴，他对臣下说：“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姚察的著作很丰富，有《汉书训》30卷，《说林》10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1卷，还有《文集》20卷，并行于世。此外，还有未撰成的梁、陈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