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礼书》是西汉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八书之一,且为八书之首,专门探讨有关礼的若干理论。[1][2] 《史记·礼书》全面地论述了礼同国家治乱兴衰的密切关系。礼的作用远远胜过坚甲利兵、高城深池和严刑峻法,把礼制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巩固邦本的根本措施和维护君权的重要手段。关于礼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司马迁提出了“贵本而亲用”的原则。“贵本”是区别尊卑贵贱的重要手段,“贵本”的实质是尊君,“贵本”表现为礼的形式,“亲用”是注重生活实际,防止暴殄天物、糜费钱财。司马迁盛赞礼是天地间至善至美的东西,要求人们把礼奉为人生的最高准则。[1][3] 《史记·礼书》不仅是认识封建社会制度阶级本质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司马迁政治思想的珍贵文献。[1][3] 书体由来
多数人承认是司马迁独创,同时又以为,虽曰独创,必有所本。于是有人以为仿自《礼经》(如刘知几《史通·书志篇》),有人以为原于《尔雅》(如郑樵《通志序》),或以为昉[fǎng]自《吕览》、《淮南子》诸子书(如章学诚《文史通义·亳[bó]州志掌故例义》)等。今人程金造撰《史记管窥》另标新说,以为是由《尚书》扩充而成。理由之一是“左史纪言,右史纪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史家只此二事。太史公撰史事绍发《春秋》,八书自当是仿于《尚书》了。之二是《尚书》与八书都名为书,内容又有相仿佛处,如《禹贡》之于《河渠书》,《尧典》之于《天官书》等。其实都是敷会。《尚书》是上古档案,非独纪言;八书之中,如《封禅》、《河渠》等篇亦非纪言,可见与纪言、纪事无关。至于说《尧典》与《天官书》形似,《禹贡》与《河渠书》形似,更是郢书燕说、鲁鱼亥豕之谈了。史以纪事,事关人物及其言论、行动者,司马迁分别以本纪、列传、表、世家贯穿之,此外不能及者,按类分篇,以书名之。若从按类分篇看,与诸子书颇相似,但内容绝不能侔[móu];若从内容与《礼经》、《尚书》、《尔雅》有相似处看,其轻重,繁简、体例又绝不相同。因而,只能说史之有书体,创自司马迁,仅此而已。与之形似者虽多,都不能说是八书的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