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
政治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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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刚刚以外藩入即皇位六天的嘉靖帝朱厚熄急谕礼部等衙门详议其父兴献王尊号，由此引起朝臣分为迥然对立的两派。[2]两派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将明世宗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应该加尊到什么程度才算合于礼制。这个争论又具体分为：到底是尊无后的明孝宗为皇考还是尊明世宗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考；兴献王能否入太庙崇祀并加称庙号。围绕这两个问题形成了议礼派和卫礼派。卫礼派坚持旧制，坚称只能考于明孝宗，兴献王即便是作为世宗的亲生父亲也不能作为正统，更不能入太庙。议礼派与此相反。[3]嘉靖三年七月，世宗召百官至左顺门，正式下令“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今更定尊号日‘圣母章圣皇太后”，在礼部侍郎何孟春和修撰杨慎等人的号召下，群臣二百二十余人跪伏左顺门。世宗下令将马理等134名官员逮捕下狱，何孟春等86名官员听候处治。此事即左顺门事件，是大礼议的转折点。[4]此后再无公开反对议礼的官员，世宗皇帝由被动转向主动。嘉靖七年，《明伦大典》颁布，对在“大礼议”中曾经反对过世宗的官员定罪，正式为世宗即位以来的七年多时间内议礼之争做一个总结。[5]一般认为《明伦大典》的刊布是大礼议的结束，[a]历时7年零2个月之久，但礼议之争的余波则又持续了20多年。[5]
在此过程中，议礼派和卫礼派围绕“继统”与“继嗣”的关系展开激烈争论，引起巨大礼制、人事变动，其影响波及整个嘉靖朝，乃至此后数十年的政局走势。[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