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口迁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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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版本
走西口是在特 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西口”是指大同以西右玉县的杀虎口，是由晋北、晋西北出杀虎口或渡黄河、陕北、宁夏、甘肃越长城、过黄河通往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地域范围的泛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自然灾害、人口激增和土地兼并激烈，朝廷不得不提出私垦及放垦政策来缓解社会矛盾，再加上当时晋西北、雁北、陕北等地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进一步促使这些地区的人们寻找新的居住地。[7]走西口的迁移路线主要有四条，迁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寄民阶段是从康熙第三次西征噶尔丹开始，一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在西口地区进行“编户立籍”为止，此时西口地区的汉民数量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住民阶段从 光绪十年(1884年)开始，一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朝官员贻谷开始东西垦为止，是走西口活动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的西口地区大约有汉民一百二十万人左右；居民阶段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始，清朝官员贻谷督办西蒙垦务使土地性质发生质变，加速了走西口进程。进入民国后，历届民国政府延续清朝在西口地方的政策，推动百姓继续移民西口地区。国民政府在这里设立绥远省，不断强化省县统治，走西口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最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实行新的户籍政策来划定城乡户籍，走西口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萎缩并最终消失。走西口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便体现在蒙古草原南部人口的构成方面，蒙古人口减少，汉化趋势显著，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2][4][5]
随着移民进程的展开，走西口对蒙古地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走西口调整人口结构，促进了各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推动当地生产方式进步和技术传播的同时，也推动当地的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由于走西口这个过程本身处于一个无秩序的状态，再加上移民的不合理开发给当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等。[8]此外，走西口在文化方面的交融发展成果也呈现出多样化色彩，出现了“二人台”、内蒙古 农耕村落、晋陕蒙毗连带文化圈等一系列衍生文化。[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