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游击纵队是配合人民解放军，为早日解放大西南，在川东开展武装斗争而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三路(又称川东游击纵队)，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维舟组建。王维舟(1887~1970)，原名王天桢[zhēn]，四川省宣汉县清溪人。川东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王维舟长期在川东组织武装斗争，后参加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军长。[1][2][3] 简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派王维舟秘密潜回川东老家，他团结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撤回家乡的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筹备武装起义，准备将在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区城口、万源、巫溪等县为主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在宣汉、达县、城口、万源、梁山、开江一带，发动农民群众反剥削反压迫，并与固军坝进步青年万源的李家俊、达县的唐伯壮、宣汉的雷玉书等，开展农村武装斗争，他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李家俊利用他父亲地方势力掩护下组织农民，以农会代替工农革命政府。1929年4月27日，万源固军坝、白羊庙、宣汉厂溪、官渡等地的农民起义队伍和煤、铁矿工人起义队伍，以及王维舟从梁山、开江等县动员前来参加起义的部分工会、农会会员，汇集固军坝，成立川 东游击军第一路军，从此，竖起了川东第一面武装斗争的红旗。 游击军迅速把革命的火种播向川东各地，势力日趋雄厚。四川军阀刘存厚大受震惊，急令第三路军代司令廖雨辰带一个师，向游击军活动中心固军坝、白羊庙等地进攻。游击军采取避敌优势，乘敌不备，攻其虚弱的游击战术，击溃敌人多次进攻，游击军乘胜将革命浪潮推广开来，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至1930年春，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已扩大到5个区20多个场镇，共1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刘存厚匪军对万源一带的农会疯狂镇压。革命的暴风骤雨迅速遍及万源、宣汉、城口三县。9月，王维舟同志派冉南轩、孙安荣策动刘存厚驻宣汉七里峡的一个连起义投奔游击军参加战斗。游击军先后战斗年余，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受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影响，上级党把所有刚建立起来的游击队调往参加包围武汉的战役。唐伯壮同志率领游击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去远征，到达鄂西竹溪、房县一带，被敌人包围，英勇奋战数日，因敌众我寡，最后遭 受失败。川东游击队的斗争遭到了第一次的失败。 第一次的失败，并没有使王维舟灰心，他又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回到川东，深入梁山的虎城场、太平场、开江的任市铺、广福场等地重新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不久又发起了第二次武装起义。1930年7月29日，在中共川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他又发动虎南、达县、南岳的农民起义，组织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各路农民武装队伍共3000多人，汇集忠县黄家场，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三路(又称川东游击纵队)。并组建了党的前敌委员会，红旗又一次在川东大地竖立起来了。在敌强我弱的白色恐怖环境里，扎根于群众之中，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开辟了威震一方的川东游击根据地。1930年，“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王维舟不得不奉命率川东游击队攻打汉口，实现“会师武汉”和“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盲目计划。在此情况下，王维舟又提出：“为了维护省委决议，可以选派部分精干部队东征，留下一部分在本地坚持武装斗争。”但这一意见又被否决了。同年8月3日，川东游击纵队向东进发，途经九亭击溃了阻截的数百民团。8月4日，第三路游击队绕过忠州城，渡过长江。5日，进驻石柱县西乐坪，准备在此休整几日再进。10日凌晨，忽遭国民党陈兰亭师张晓平团及6个民团近万人的前堵后追，游击军在疲惫之际， 回头应战，与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游击军受到惨重损失。王维舟率带部分队员艰难地突出重围，历尽艰辛返回开江、宣汉、梁山一带，总结教训，将突围出来的数百人分散在有群众基础的梁山、达县、宣汉和开江交界的地区，继续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