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gāo gōu lí）政权（前37年－668年），指的是中国东北部的一个民族和地方政权，又被称为高句骊、句丽或高丽，属于秽貊[mò]（huì mò）系统。[1][2] 高句丽政权的创始传说称其由北夫余族的王子朱蒙建立，而不是由原居住在桓仁、集安一带的高句丽族所建。根据《好太王碑》文上的传说[a]，公元前1世纪末，朱蒙率领部众自夫余地区南下，在沸流水一带降服了沸流国并建立了高句丽政权，依附于汉玄菟（tú）郡。高句丽政权自公元前37年创始，至公元668年灭于唐，共经700余年，传28代王。[1][2] 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其势力范围主要限于浑江流域。王莽时期，由于高句丽不听命令，被更名为“下句丽”，以示侮辱。2世纪末，汉朝政局混乱，公孙氏在辽东割据自立，趁高丽统治者争夺王位之际，于建安九年(204年)攻破高句丽的都城，迫使新王伊夷模东迁至丸都城(今吉林集安)。此后高句丽经历了一段国力衰退的时期。[1]然而东汉时期，高句丽发展迅猛。根据《后汉书·高句骊传》的记载，高句丽的领土范围涵盖桓仁、集安、通化等地 区，向南与朝鲜、泼貊接壤，向东与沃沮相邻，向北与夫余接壤。三国时期，由于公孙氏和魏将毌丘俭的征伐，高句丽向西扩张受到挫折。4世纪初，高句丽占领了乐浪、带方等地，其势力向南发展到了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开始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不相上下。4世纪中叶，慕容皝曾率军远征高句丽，焚毁其宫室，毁丸都而归。后由于中原战乱不断，高句丽西邻的慕容鲜卑势力日趋衰落。[1][2] 5世纪初，辽东之地终被高句丽占有。高句丽向北发展。公元410年高句丽势力达到夫余故地，与后来从松花江下游南下的勿吉族接壤。之后高句丽又把南面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公元475年长寿王率军攻破百济都城汉城，迫使百济迁都熊津(今公州)，高句丽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汉江流域。至此高句丽政权的区域范围达到了极限。在此期间，高句丽的长寿王还于公元427年将都城迁至平壤。在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与北朝的各个王朝保持着通使往来，进贡方物并接受册封。在北魏时期，凡高句丽的王嗣位，一般都被封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 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也有可能被授予使持节的职位。北齐废帝乾明元年(560年)，封高句丽的王为高丽王，并从此开始称呼高句丽为高丽。隋朝建立之后，与高丽发生了多次战争。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杨坚命令汉王杨谅进攻高丽；大业七年(611年)、九年（613年）和十年（614年），隋炀帝杨广三次亲征高丽，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唐朝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征讨高丽，双方互有胜负。到了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将李勣率领大军攻占平壤，高丽灭亡。其余的高句丽人归属于新罗和靺鞨。[1][2]唐朝灭亡高句丽后，曾对高句丽境内的人口进行了一次统计，共计有176座城池，总人口约为348.5万人。[3] 高句丽占领平壤和辽东地区对其政权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地区长期以来都是中原政权在东北地区的统治中心，被高句丽占领后，其势力范围不断扩大，政权得以巩固。其次在吸收中原文化的过程中，高句丽不断创新和发展，为其文化的多元性和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