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解决上述日益激化的分歧，讨论和确定第四次反“围剿”的应敌方针，1932年10月上旬，[1]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2][3]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顾作霖、邓发、任弼时、项英等出席了会议。史称“宁都会议”。[4][5] 会议背景
1932年7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中央红军奉命从漳州千里回师北上。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开会，讨论红军行动计划。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意见，决定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会议还决定，前方组成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任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与作战总计划；后方则分工做地方群众工作，以积极配合前方军事行动。但是，后方中央局与前方领导人对打不打南城问题发生分歧。中央局不满意前方领导人决定不攻南城，而改在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分兵筹款的主张，要求按临时中央给予指示，将红军主力绕到乐安、宜黄等地迎敌，并进而威胁和夺取吉安、抚州等中心城市。9月23日和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两次联名致电中央局，一再说明：在现有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主张“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25日，中央局复电不同意，要求红军主力“积极的出击敌军”。26日，周、毛、朱、王再电中央局，说明 中央局的计划不能执行。同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出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对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策略，红军的战略任务以及未来决战战场的预定和战备工作做了部署。但是，中央局认为训令违背临时中央的进攻中心城市与敌主力决战的“积极进攻路线”，是“离开了原则”的“极危险的布置。”并“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前方的周、毛、朱、王从实际出发，于25日、26日和30日，3次致电后方中央局，提议在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当前重大问题与对作战行动的意见。30日的报告明确提出：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4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