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瑜
明朝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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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瑜在少年时代，研习儒家学说，崇尚圣人之道，抱有经世之志，探讨国家兴衰存亡的治乱根源，关注民众生存的安危；中年以后，他对于明代末年“国事日非，世道日坏”的现状严加痛斥，注重寻求救治时代危机的方案；他无意于仕进之途，曾多次拒绝朝廷的征召；明清政权交替之际他高扬民族气节，积极参加抗清斗争；为了匡复明朝，他奔走于厦门、舟山之间，参加郑成功抗清斗争；抗清斗争失败后，他不做清朝顺民，并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离开故国，东渡日本，先寄居于长崎，后于定居于江户（今东京），直到去世。[3]
在寓居日本的20多年时间里，朱之瑜在对明朝覆灭的历史教训反思中，认识到了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的腐朽黑暗，深刻揭露了理学末流的空疏弊端，形成了以“实用”“实功”“实行”为核心特征的启蒙思想；虽然朱之瑜的学术思想并没在故国产生广泛影响，但他被日本学者称作“日本的孔夫子”；朱之瑜去世之后，日本学者在其生前住地“驹龙别庄”，建立了祠堂，以纪念他对日本社会和文化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朱之瑜的著作有其门人德川光国父子刻印的《朱舜水文集》二十八卷，世 称水户本；其门人源刚伯曾辑有《朱征君集》十卷，世称加贺本；后稻叶岩吉将二本合刊，编成《朱舜水全集》；马浮曾将三本整理，编成《舜水遗书》二十五卷；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朱谦之整理的《朱舜水集》二十二卷。[3]
朱之瑜继承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指出统治者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常怀一点爱民之心”，关心解决民众疾苦。他说：“常怀一点爱民之心，时时刻刻皆此念充满于中，自然事事为百姓算计；有一民不被其泽，便如已溺己饥，安得无不忍人之政?”其社会启蒙思想，还表现在他继承了儒家重视社会教化的理论，提出了“兴教任贤”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培养治国安邦的有用人才就要大力兴办教育。只有任用贤德之才，才能去除腐败无能的贪官污吏实现治国富民的社会发展。[3]
朱之瑜对于教育的重视，并不仅仅在于培养人们的仁义礼智传统道德，其更为重要的内容在于他主张要造就对社会改革发展有作为的经世贤才，亦即教育还要以“实利”“实用”为内容，以开物成务、经邦弘化为追求。他批评宋儒只在义理辨析上做得详细，但在国计民生的实功上，却不曾真正做得一事。朱之瑜指出，真正有用的鸿儒不是空谈性命义理、徒守章句训的儒者，而是能够以康济时艰为已任，在切实解决现实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有所作为的人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