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达雅

严复提出的理论
信、达、雅(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是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信”(faithfulness)即忠实于原文,忠实于原文是翻译的基础。“达”(expressiveness)指译作的语言通顺流畅、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雅”(elegance)则是更高的一则翻译标准,是严复翻译原则的最高境界。[3]
严复在汉译的《天演论》的例言上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他接下去又详细解释说,翻译时对原文要忠实,对译文要通顺,还要文雅。有时为求译文通顺不免要颠倒原文字,甚至在原文之外,还要斟酌补足。这种补足,只是发挥原意,绝非节外生枝。有些原文的含义很是艰深,难得理解,他便要在这些句的前后,酌加“引衬”。[2]
严复翻译标准被誉为现代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原则,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信”和“达”同样重要且相互支持,而“雅”则是翻译的更高标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为中国译者提供了完美的翻译标准。[3]郁达夫将“信、达、雅”视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林语堂认为“信、达、雅”包罗万象,蕴意丰富,胡适则做了对此较为详细的解释。胡适曾这样评价:“严复英语与古中文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能勉强作到一个达字。”“信、达、雅”在后人的继承和发展中成为我国翻译界影响最深、最具生命力的翻译标准。中国现当代伟大的翻译家钱锺书就是受影响者之一。[4]

理论提出

严复是19世纪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他痛感清廷腐败顽隘,于是向西方寻求振国利民之道。但他面对的又是一帮“庸腐”“老硬”“优达”“板滞”“鄙俗”的士大夫顽固派,为对付这帮“非先秦笔韵不读”的顽固分子以及中国广大社会中的应和者,严复唯有采取“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的策略,不如是,则断乎不足以发聋振聩,影响其时中国文坛、政坛与学术界于万一。严译《天演论》(EvolutionandEthicsbyTHHuxley)初版问世,这种译文被誉为“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吴汝纶,《天演论》严译吴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