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刑主义又称重典主义，是指以严刑酷罚、轻罪重刑和原心论罪等为主要特征的刑罚思想。重刑主义是古代社会刑罚思想的一大特色，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在中国古代社会，重刑主义“源远流长”，并且对近现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起源
重刑主义是伴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且一开始便以野蛮、残酷的肉刑制度表现出来。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政权，夏朝已经形成了墨、劓[yì]、剕[fèi]、宫、大辟等完备的刑罚体系，中国古代早期法律制度的重刑主义已经初露端倪。[1] 重刑主义在中国古代的真正形成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商鞅、慎到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法律思想把重刑主义完整地提了出来。[1]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商鞅是第一个系统地提“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主义的思想家。商鞅的重刑理论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主张“刑主赏辅”、“刑不善而不赏善”、“轻罪重刑”，以达到“以刑去刑，以杀去杀”的目的。为了说明这种刑主赏辅、轻罪重刑的“重刑”主张的正确，商鞅从两方面进行论证。一方面，他提出“重刑爱民”论，所谓：“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去强》） 认为刑多赏少使人民不敢犯法，就是对人民的爱护，民众便会对为君主效力卖命。同时指出，刑罚重，爵位才显得尊贵；赏赐轻，刑罚才有威严。君主能用尊贵的爵位赏赐，才是对人民的爱护；人民害怕严厉的刑罚，才肯为君主牺牲。另一方面，他认为重刑是达到“刑去事成”的必由之路，即“以刑去刑”。用战争来消灭战争，那么进行战争就是必要的；同样，为了消灭刑罚，“虽重刑可也”。因为“重刑”能够使人们畏惧而不敢犯罪，所以是“去刑”（即消灭刑罚）的途径；“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靳令》）他由此而公然声称：“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视“重刑”为治理国家和消灭犯罪的最好方法。商鞅的“重刑”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片面夸大暴力作用的思想表现。商鞅提出的重刑主义，后来成为法家以至秦始皇推行严刑峻法的理论基础。[1]